担任主审官的张德公科长望着殷履平签字，忽然眉毛一耸，问道：“你是‘左撇子’？”
殷履平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从小就习惯用左手，怎么啦？”
几个审讯人员交换意见，张德公说：“案犯不是他！”
为什么？很简单，现场房门栓上留下的被撬痕迹是右手用力的，而他是“左撇子”！
“会不会故意改用右手？”
“可能性几乎是零。因为所撬的房间里有人，而且是两个参加过作战的军人，稍有声响就会惊动；而‘左撇子’用右手，等于是让我们这些用惯了右手的人突然改用左手，掌握不住，很容易弄出声响来，他不敢冒这么大险的。”
为慎重起见，张德公几人二赴“大方旅馆”，重新勘查现场的门栓，结论一致：有明显的右手持工具的特征。他们又察看了殷履平所住过的房间，发现床铺的木板缝里确实有臭虫。
张德公把有关情况和结论向侦查指挥部汇报后，指挥部领导甚为重视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。经过一番讨论分析，会议同意张德公的意见：殷履平暂时不放，仍须另辟侦查方向。
众人议了一会儿，又回顾了案发时的询问内容，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一个先前被疏忽了的细节：案子发生后，即清晨5时多这段时间里，除了殷履平以外，还有一个离开过“大方旅馆”的人——服务员何翠珠！
在这个案件中，离开过旅馆的人即是嫌疑人。因为案发后对现场作过严密的搜查，连院子里的水井都下去摸过，整个旅馆没一处藏得住被窃的东西。显而易见，那个军用挎包已经被转移他处了！只有离开旅馆才能转移挎包，所以离开旅馆的人都有疑点。
何翠珠离开旅馆是去派出所报案的，到了派出所后她随副所长一行一起来旅馆了。侦察员分析下来，认为她如果真是转移赃物的话，那么就在去派出所的这段时间里。从时间推算，她不可能转移得很远，肯定就在旅馆到派出所的这段路上或者附近。也应当排除她将挎包交给等在这段路上的某个同伙的可能，因为洪啸增两人住进“大方旅馆”纯属偶然，并且是午夜过后才住宿，所以何翠珠没有预谋的可能和机会。
侦察员决定兵分两路搞调查：一路去找与何翠珠搭档值班的、掌管大门钥匙的宋明丽，了解何去报案时是否拿了东西；一路去“大方旅馆”上级部门区饮食服务公司，查何翠珠的档案材料，了解其在“大方旅馆”到派出所的这段路及附近是否有亲戚居住。
宋明丽这天夜班结束休息在家，两个侦察员开了辆摩托车登门。一说来意，宋明丽面有难色，欲语又止。侦察员见状，心中窃喜：这里面定有文章！于是连忙做思想工作，鼓励她打消顾虑，畅所欲言。宋明丽听了半晌，吞吞吐吐道：“我怕咱们杨经理给我穿小鞋……”
怎么又冒出个杨经理来了？侦察员心里一动，兴趣更浓，赶快又做工作，言明如果真发生“穿小鞋”情况，可以找公安局，他们保证给解决。
宋明丽终于开口道明了情况：今天清晨，何翠珠穿着清扫房间时的白大褂，急急忙忙从里面出来，说住店的两位解放军同志被偷掉了一个包，很着急，她得去向派出所报案。（待续）
 |
